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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王世襄成长为学人、收藏家的历程，庆幸的是他没有正襟危坐地读经史子集，而是“玩”。“玩”恰是王世襄先生的治学之道。以学人的眼光来看，把玩的东西，无论玩什么都能钻进去，探求本源，生发新意，形成一种特异的绝学，从而成为通学式的学人，形成别具一格的收藏。捧读王世襄先生的《锦灰堆》，可以看到，他的“玩”就是对传统的、民俗的文化的抢救，否则的话，许多学问就真的绝灭了。
*文章选自《京华收藏世家》（郑重 著 三联书店2024-1）
王世襄：由我得之，由我遣之（节选）
王世襄青少年时代的许多收藏逸事，真实呈现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成长于京城官宦之家的一面。明代，王世襄先祖从江西迁往福建，王家是福州的望族之一。进入清代，他的高祖王庆云做过陕、晋两省巡抚、两广总督及工部尚书，著有《石渠余记》，此书是研究清代经济的重要史料。祖父王仁东，曾任内阁中书、江宁道台，后举家从福州迁到北京。伯祖王仁堪是光绪三年（1877）状元，为官后是有名的清官，曾上条陈劝阻慈禧太后修颐和园。梁启超是他的门生。父亲王继曾，毕业于南洋公学， 1902年随中国驻法国公使孙宝琦赴法国进修，由此开始外交生涯；民国初年，从国外回来，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1914年，就在王世襄将要出生的时候，王继曾买下了北京东城芳嘉园一座四合院，前后有四个院落。这就是王世襄居住了 80年的京城老宅。王世襄爱好艺术，热衷收藏，这个基因应该说来自他母亲金家的血缘系统。王世襄母亲家在浙江南浔，是个名门望族、丹青之家。丝绸巨商、大收藏家庞莱臣、张珩都是南浔人。王世襄曾说：“母亲家有钱。外公在南浔镇，发了财的是他的父亲，做丝绸生意。外公没有出过国，但很有西洋派思想，办电灯厂，投资开西医医院，把几个舅舅和母亲一起送出国，到英国留学，那还是19世纪末。”1900年，金家兄妹漂洋过海，前后历时五载。1905年，他们学成回国后各有成就。王世襄的大舅金城，号北楼，是 20世纪初北方画坛领袖，创办中国书画研究会，工山水、花卉，精于摹古，诗也作得好，传世有《藕庐诗草》《北楼画论》。王世襄善诗，应该说与金家的传统有关。二舅金东溪、四舅金西厓，都是著名的竹刻家。金西厓著有《刻竹小言》，王世襄曾帮助整理出版。母亲金章，号陶陶，兄妹中排行老三，14岁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此后随兄长赴英国读书，和王继曾结婚，随夫游历法国。金章是著名的鱼藻画家，有《金鱼百影图》卷传世，撰有画鱼专著《濠梁知乐集》四卷。抗战期间，王世襄在川西小镇李庄，在灯下用小楷一笔一笔抄写《濠梁知乐集》四卷，用母亲的雅兴来充实自己。人到晚年，他不忘精心编辑出版母亲的作品集。在《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中，我看到他母亲手书小楷，有晋唐书风，功力深厚，不让须眉。集中还有她作于巴黎的《金鱼》轴，题识：“‘耘栌粉堵摇鱼影’，此和靖先生咏西湖句也。侨居巴黎偶写此意，令人油然动故国之思。”此外还有她画的《荷花金鱼》轴、《水鸥图》轴、《水滨鸲鹆图》轴。看来她不只是画金鱼，画路还是很广的。
金章1910 年在法国巴黎时的留影
1920年，王世襄 6岁，父亲受命出使墨西哥。本来全家要随父亲一起赴任，但此时二哥王世容不幸夭折，他又患猩红热初愈，不宜远行，母亲只好带着他留在上海。四年后，10岁的王世襄重回出生地北京。1924年，王世襄进了北京干面胡同美国人办的学校读书。王世襄有一段自述：父亲驻墨西哥两年，回国后职称为“待命公使”，随时有可能出使。考虑到要带我们出国，就把我送到干面胡同的外国学校念书。那是一所美侨学校。这样，我就从小学了英语，讲得很流利，用英语演讲没有问题，别人还以为我是在外国长大的。父亲后来在北洋政府孙宝琦执政时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没有再出国。
父亲不让我进军场，认为没有意思，不如学一门技术。他让我学医。我从小学到大学，全玩了。从小学英语，讲得流利，但写不好，名著也读得少，比起专修英文的同学来要差，我不用功呗。但每天从学校回家后，家里给我请最好的古汉语老师，学什么经学、史学、小学、音韵，但我学不进去，只喜欢古诗词，连历史我也没好好学。
一个“玩”字道出了王世襄的“燕市少年”生活。他自述云：“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鞲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他说这话当然带有自谦成分，但也道出了几分实情。王世襄 1936 年摄于燕京大学附近的王家园子里
回顾王世襄成长为学人、收藏家的历程，我感到庆幸的是他没有正襟危坐地读经史子集，而是“玩”。我以为“玩”恰是王世襄先生的治学之道。以学人的眼光来看，把玩的东西，无论玩什么都能钻进去，探求本源，生发新意，形成一种特异的绝学，从而成为通学式的学人，形成别具一格的收藏。捧读王世襄先生的《锦灰堆》，可以看到，他的“玩”就是对传统的、民俗的文化的抢救，否则的话，许多学问就真的绝灭了。有他的书在，我毋须赘述，录几段他的自述，以引导我们走进一个收藏家的内心世界。养狗獾：我十七八岁时学摔跤，拜善扑营头等布库瑞五爷、乌二衮为师。受他们的影响，开始遛獾狗，架大鹰，并结识了不少位养狗家。为了学习相狗，请荣三口授，把《狗獾谱》重录下来。后又请其他几位背诵，把荣三口授所无的及字句有出入的记了下来。合在一起，在分段上稍作整理。经过记录，我也琅琅上口，能背上几段。
自此，“獾狗有谱自古传，如何挑选听我言”就传了下来。无论从知识性、文学性还是民俗性来看，都是很有趣的。架大鹰：记得 1932年前后在美侨学校读书时，校长请来一位美国鸟类专家做演讲，题目是《华北的鸟》，讲到了大鹰。讲后我提问：鹰吃了它不能消化的毛怎么办？养鹰为什么要它吃一些不能消化的东西来代替毛？他因闻所未闻而瞠目不知所对。
王世襄因架鹰而写了《大鹰篇》，讲了他亲身驯养过的大鹰，分为打鹰、相鹰、驯鹰、放鹰、笼鹰五节，也回答了美国鸟类学家无法回答的问题。鹰捉到猎物后毛骨一起吞下，唯独羽毛不能分解吸收，也无法排泄出来，只有在嗉、肠里被紧成一团吐出。吃毛吐轴是鹰本能的、天然的消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养蛐蛐：在父执中，我最喜欢赵老伯。因为他爱蛐蛐，并乐于教我如何识别好坏。每因养蛐蛐受到父母责备，我就会说“连赵老伯都养”，好像理由充足。他也会替我讲情，说出一些养蛐蛐的歪理来。我最早相虫，就是他领进门的。赵伯母是我母亲的好友，也很喜欢我，见我去总要塞一些吃的给我。至今我还记得她对赵老伯说的一句话：“我要死就死在秋天，那时有蛐蛐，你不至于太难过。”
赵李卿，武进人，久居北京，北洋政府时任职外交部，与王世襄的父亲是老同事。上局报“李”字，所有卖蛐蛐的人都称他“赵李字”。
王世襄的另一位朋友李凤山，字桐华，蛐蛐局报名“山”字。世传中医眼科，善用金针拔治沙眼、白内障，以“金针李”闻名于世。王世襄介绍说：（李）桐华一生无他好，唯爱蛐蛐入骨髓。年逾八旬，手捧盆罐，犹欢喜如玩童，此亦其养生之道，得享大年。当年军阀求名医，常迎桐华赴外省，三月一期，致银三千元。至秋日，桐华必谢却赠金，辞归养蛐蛐。
1955年，先生（管平湖）同职于中国音乐研究所，每夜听弹《广陵散》。余于灰峪得“大草白”，怀中方作响，连声称“好！好！好！”顺手抚几上琴曰：“你听，好蛐蛐跟唐琴一弦散音一样味儿。”时先生已多年不蓄虫而未能忘情，有好是者！
其他还有养鸽、制作鸽哨、种葫芦、在葫芦上烙印的学问，他都不是得于书本，而是从玩中得到的。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比丘尼问学于六祖慧能的故事。有位比丘尼苦读《涅槃经》，不解之处颇多，求教六祖慧能，先是询问文字上的问题，慧能答曰：“吾不识字，但字后面的意思咱们可以讨论。”比丘尼不解：“你既然不识字，何能会意？”慧能拈花一笑：“诸佛妙理，非关文字。”言下之意，对同一件事物，获取信息的渠道有多种，何必拘泥于书本，就看自身的体会了。王世襄治以上诸学，犹如慧能，另辟蹊径，玩而通慧，这也许是他胸中的一点禅机吧。
从王世襄先生的经历中，我感到他最有兴趣的是书画。还是在大学读书时，他就开始研究中国的画论。当时的燕京大学没有美术系，在文学院做这样的题目算是跨学科。他生命中所形成的许多兴趣，都是由绘画开始的，从南北朝画家宗炳的《画山水序》中探索盆景的起源与绘画的关系；宋人赵子厚《花卉禽兽图》细细描绘的兔起鹘落的画面，使他进一步体会到养鹰的刺激。他从绘画中不但勾勒出明代家具的源流，而且研究了文人参与对家具器物品位提升的重要性。王世襄对绘画的兴趣，也是在偶然间发生的，在他母亲去世之后。他回忆道：1939年母亲去世，对我打击很大，觉得家里这么重视我的学习，我愧对他们。于是我开始研究《画论》。燕京大学没有美术系，我在文学院做的算是跨学科题目，学校同意了，三年级获硕士。我一直到进研究院才开始念书。《画论》是一生中最难写的一个题目，涉及哲学、历史、艺术许多学科。研究院毕业时只写到宋代，离开学校后父亲鼓励我把书写完。1941、1942两年靠父亲养着把书写完，但自己总觉得不满意，太幼稚。一直想修改，未能如愿。后来又怕被说成唯心主义，故至今未出版。
《中国画论研究》完成之后，父亲对他说：“你已经到了自谋生活的年龄，北平沦陷，自然不能再待下去了。”他于是就“辞家赴西蜀”，辗转到西南大后方去了。王世襄立志苦读后，在1943 年完成的第一部学术力作《中国画论研究》未定稿1943年 11月，王世襄离开北平，“行程一二个月，找到成都燕京大学分校，校长梅贻琦留我当中国文学助教，我不愿意”。又到重庆南岸海棠溪故宫博物院办事处，向院长马衡求职，马衡只给他个秘书职位，他不愿坐办公室里应酬，就去了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由梁思成引见，拜见所长傅斯年。傅斯年说：“燕京大学出来的人根本不配进我们的史语所。”傅斯年的这一盆冷水，使王世襄求知的希望落空。梁思成对王世襄说：“你的志愿是搞美术史，如果对古建筑有兴趣，可以到中国营造学社，职位是助理研究员。”面对傅斯年的冷遇，王世襄欣然接受梁思成的安排，进入营造学社。从这里开始，王世襄认识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以后两人成忘年之交。王世襄在小学时开始学的英文，这时派上用场，翻译了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写的有关山东武梁祠的文章，刊登在《中国营造学社会刊》上。1944年，抗战胜利在即，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专门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由教育部次长杭立武担任主任委员。沈兼士任京津区代表，徐森玉任沪宁区代表。由梁思成推荐，王世襄以副代表的身份参加平津区的“清损”工作。从 1945年 11月到1946年 6月，王世襄在平津地区经手清理的文物主要有以下数项：一、没收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240件；二、收购郭葆昌觯斋藏瓷二三百件；三、追回美军德士嘉定少尉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宋元瓷器一批；四、抢救面临战火威胁的藏在长春的存素堂丝绣200件；五、接收溥仪留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珍贵文物 1800件；六、收回海关移交德孚洋行的一批文物。1946年秋，王世襄在京津地区追寻国宝的工作告一段落，另一项重要使命又落在他的肩上。这就是向日本交涉赔偿文物。王世襄赴日本的使命概括为三项：一、从东京运回日本侵略军在1941年年底侵占香港时掠去的中央图书馆的一批善本书；二、向日本追查战争期间中国各地损失的公私文物下落；三、与日本进一步交涉，以期达到“以类赔偿”的目的。1946年12月中旬，他飞抵日本东京羽田机场。当时，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团长为朱世明，第四组组长是张凤举，同在代表团的还有吴文藻、谢冰心、徐敦璋和吴半农。他们在日本进行了两个月的文物清理工作。经过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的查访，顾毓琇发现中央图书馆藏书的下落，随将其转存东京上野公园和驻日本代表团的驻地。王世襄利用中央航空公司专机回国的机会，把被劫的善本书运回上海。1947年 2月 10日，郑振铎日记中写道：“与森老（徐森玉）通电话，知日本运回之书一百零七箱已到，喜甚！” 2月 11日又记：“晤森老及世襄。”足见社会上对王世襄日本讨书之行的关注。1947年 3月，王世襄从日本回到北京，参与故宫文物保管及陈列工作，他准备对张伯驹收藏的《平复帖》进行著录方面的试点。作为晚辈，王世襄登门拜访张伯驹，说明来意，张伯驹爽快地答应了。对此，王世襄写了一篇《〈平复帖〉曾在我家——怀念伯驹先生》，云：我和伯驹先生相识颇晚， 1945年秋由渝来京，担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由于对文物的爱好和工作上的需要才去拜见他。旋因时常和载润、溥雪斋、余嘉锡几位前辈在伯驹家中相聚，很快就熟稔起来。1947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时，我很想在书画著录方面做一些工作。除有照片补前人所缺外，试图将质地、尺寸、装裱、引首、题签、本文、款识、印章、题跋、收藏印、前人著录、有关文献等分栏评列，并记其保存情况，考其流传经过，以期得比较完整的记录。上述设想曾就教于伯驹先生并得他的赞许。并说：“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平复帖》太麻烦了，你不如拿回去仔细地看。”
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棉纸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上白手套，才静心平息地打开手卷。桌旁另设一案，上放纸张，用铅笔作记录。……《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后来根据著录才得以完成《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一文。
20世纪 70年代末，我访问张伯驹先生，准备请他写收藏《平复帖》的经过，他提到王世襄，说：“京城有两个小天才，王世襄是一个。”那时我还无缘拜访王世襄先生，他也没有因收藏明式家具而声名大震，所以不知他是何许人也。
对自己的收藏，王世襄评论说：“我没有收藏书画，没有收藏瓷器，没有收藏玉器，更没有收藏青铜器，因经济所迫，对这些不敢问津，只是用几元或十元的价钱，掇拾于摊肆，访寻于旧家，人舍我取，微不足道，自难有重器聚集。在收藏家心目中，不过敝帚耳，而我珍之。”“人弃我取”的确是王世襄的收藏之道，但说“微不足道”，那就是先生自谦了。他对明清家具的收藏与保护，功莫大焉。王世襄撰写了《呼吁抢救古代家具》的文章， 1957年 6月刊发在《文物参考资料》上。1957年 6月 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打响向“右派还击的第一炮”。王世襄这篇文章是放的保护明清家具第一炮，其主旨是对家具文化的保护。文章说：“注意新家具，就不能不重视古代家具，因为这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对古代家具所遭到的破坏现象，王世襄痛心疾首，为古代家具所遭厄运进行控诉。他说：“我们要知道，中国古代木器究竟是有限的，不是永远拆不尽、毁不完的。近几十年来已经摧残得够苦的了，长此下去，就要绝了。我们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能熟视无睹，容忍它继续下去吗？”王世襄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显现了作为有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的风采，殊不知这也恰恰是加在他那顶“右派”帽子上的一个罪名。被戴上“右派”帽子的王世襄沉默了，但他却更加以实际行动来保护古代家具。他经常骑辆破车，叩故家门，逛鬼市摊，不惜工夫，寻找古家具。一次，他在地安门古玩铺曹书田那里看到一具铁力木五足大香几，独木面，特别厚重，颇为稀有，几次想购而未得，又被他碰上了，而且价钱不高，他就买了下来。他将香几搬上三轮车，两手把着牙子，两脚垫在托泥下面，运回家中，一时欢喜无状，脚面被托泥硌出两道沟都没有感觉疼痛，足见其痴情专注了。在京城收藏明清家具，王世襄有一个搭子，他就是考古研究所的陈梦家。王世襄自认陈梦家的收藏比他的东西好，在他著录的《明式家具珍赏》一书中有38幅彩图，就是陈梦家的旧藏。王世襄和陈梦家在玩明清家具时，就像两个孩子在做游戏。一次，王世襄以廉价购得一对铁力木官帽椅，陈梦家很欢喜，说：“你简直是白拣，应该送给我。”说着就端起一把要拿走。王世襄说：“白拣也不能送给你。”又抢了回来。陈梦家买到一具明黄花梨五足圆香几，王世襄爱极了，就说：“你多少钱买的，加十倍让给我。”抱起来想夺门而出。陈梦家说：“加一百倍也不行！”被陈梦家迎门拦住。他有时还故意逗陈梦家，说他的家具买坏了，上当受骗，搞得陈梦家很着急。一件黄花梨透空后背架格是陈梦家的得意之物，他偏说是“捯饬货”，后背经人补配。一件黄花梨马纹透雕靠背椅，陈梦家认为天下雕工第一。王世襄就指出是用大杌凳及镜架拼凑而成的，言之确凿，真使陈梦家着了急。事后，他又向陈梦家“坦白交待”，说自己在说瞎话，“不过存心逗你而已”。王世襄也承认：“梦家比我爱惜家具。在我家，家具乱堆乱放，来人可以随便搬随便坐。梦家则十分严肃认真，交椅前拦上红头绳，不许碰，更不许坐，我曾笑他‘比博物馆还博物馆’。”的确像王世襄说的那样，我去拜访赵萝蕤时，梦家先生已去世多年，萝蕤先生仍守着陈先生的遗规，坐椅前还拦着红头绳。陈梦家对家具的收藏属于学人的鉴赏，而王世襄已由鉴赏进入研究了。他的研究不是停留在家具的流派风格的演变，而且能拆拆装装，深入到家具的内部结构、材质及制作方法。看望萝蕤先生时，她告诉我打算把家具捐给上海博物馆，并和马承源馆长表示了这个意思，要我带信给马先生，请博物馆派人联系。她告诉我，世襄先生也有类似的意思。那时，我还不认识王世襄先生。
后来才知道，上海博物馆马承源、汪庆正两位馆长托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从中说合，上海博物馆以给王世襄庆祝八十寿诞的名义，送上100万元寿礼，让王世襄把家具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但王世襄没有捐献的意思，上海博物馆想要花钱买，但 100万元太少了，没有谈成。我拜访王世襄先生时，他还提到这件事。他说：“开始张德勤局长劝我捐献，我问我捐献能给我多少钱？张德勤说最多给你100万。”后来，我从海上著名印人吴子建那里得知，世襄先生对他说，最好能采用外国的办法，有人把他的家具买了捐给上海博物馆最好。张德勤身为文物局局长，不主张把家具献给故宫。因为故宫的家具太多，放在故宫也不会产生影响。王世襄说：“按照国际行情，我藏的家具中最好的一件就值 500万美元，我现在只要十分之一的价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个条件，买者一定要捐献博物馆，而且要集中捐献，不能分散。”吴子建的确慎重地对待这件事。开始，他在新加坡找了一位姓傅的，劝他买了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但事情未成。他又找了香港富茂有限公司董事长庄贵伦。庄氏以50万美元买下王世襄 79件明清家具，以庄氏家族的名义捐献给上海博物馆。谈到这些往事，王世襄先生对我说：“当时有一个条件，图录上的 80件家具，要一件不落地捐献。图录中只有一把椅子，我连同其他三把未入图录的椅子也让出了。图录中有一个小马扎，已经送给老朋友，老朋友看我把家具转让出去，觉得那个马扎太孤单寂寞，又把马扎归还。我还是把它送给上海博物馆了。所以庄氏向上海博物馆捐献的图录中是79件，小马扎不在其中。”谈到这些，王世襄先生很风趣地说：“那四把椅子在我家没有地方摆开，现在可伸开腰舒展了。”张德勤虽然从文物局局长的位子退了下来，但他对王世襄还是很关心的。他说：“世襄先生芳嘉园的房子住进了许多人家，院子里又盖了许多小房子，把两位老人挤进三间北屋，屋内的阳光也被那些小房子遮挡了。袁荃猷在明代大案上烙饼、擀面条，他需要钱买房子，可以理解。一个被打入另册，在众目睽睽监督之下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即使对老屋有着无尽的眷恋，也还是无法住下去，更何况许多珍藏没有落足之地。”王世襄告诉我：“卖家具的钱，买了芳草地这个房子。”屋子里的明清家具没有了，只有那具花梨木的大案子还在，在黄昏中幽幽发光。
王世襄可谓是著作等身，在这里特别要介绍的是他的两部经典之作——《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近代编印明式家具图录始于外国人，通过他们，明式家具之美蜚声世界，其倡导传播之功，诚不可没。然而，明式家具的产生和发展，却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传统，并受当时的生活习俗、艺术风尚、审美观点所影响。那些著作主要是从形式美和它与现代某些艺术风格近似的角度去欣赏、研究，总是隔了一层，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王世襄在其深厚的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学、民俗学基础上，全面地研究古代家具，在弥补了这些缺憾的同时，也开拓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傅熹年在评论王世襄的这两部著作时说，《明式家具珍赏》是介绍明至清前期中国古代家具的大型图录。书中精选了国内公私收藏精品 160余件，选例精当，文词深入浅出，既可使一般读者在赏心悦目的同时，得到对明式家具全面、形象的知识，书中很多卓越的见解和工艺技术要点，又足供作深入研究的津梁和设计制作的指南。综观全书，可以看出作者的两个意图。其一是不同风格兼收，既有淳朴洗练之品，也有装饰繁缛，不无纤丽，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特色之品。其二是在质料上高低并举，既有像宋荦紫檀大画案和黄花梨月洞门架子床这类举世无双的“重器”，也有出自太湖水乡的质朴简洁的普通榉木民间家具。因此，本书不同于前此的著作之处是，它是一部不受个人爱好和目前风尚所左右的，力图历史地、全面地反映此时期家具全貌和发展进程的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同时又兼顾欣赏性的学术著作。
在前言和图版解说中，王世襄据其多年研究心得，提出了很多卓越的见解，如：征引文献，说明在明代后期由于经济发展，社会风气转变，出现了极力讲求家具陈设的潮流，而当时较松弛的海禁，又有利于珍贵木材大量进口，对硬木家具在此时期得以盛行并发展到高峰的具体原因做出了可信的分析；在发展源流方面，征引大量实例和图像，证实宋、明以来家具实际上存在着源于壸门床、须弥座的有束腰家具和源于建筑构架的无束腰家具两大类型，找出了家具结构与造型关系的规律；在制作工艺、装饰手法方面，对榫卯及线脚也做了深入的探讨，书中所收线脚多达72种，足觇一代风气；最后，还从室内装饰、陈设角度对明代家具布置特点进行介绍，并据他多年研究心得，提出明代家具布置疏朗，宜于多角度欣赏，而清代则偏于密集的差别，和布置家具应尽量使用同一类型，以便于求得和谐一致等意见。《明式家具研究》是研究专著，全书 25万言，图 700余幅，附有名词术语简释 1000条，根据实物，结合文献，对明式家具的时代背景、地区、种类形式、结构、装饰、用材、年代鉴定诸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尤为难得的是，书中所收作者自藏的家具都由夫人袁荃猷对其结合方式和榫卯做精确测量，并绘成精美的图纸，图文对照，大大增强了此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书后附《明式家具的“品”与“病”》一文，从欣赏角度把明式家具的优点概括为“十六品”，把缺憾总结为“八病”，精辟地指出其雅俗、文野之差异，有助于读者深入认识和赏析明式家具之美，以便正确运用书中所提供的技术资料。
如果把原来收藏的家具投入到现在的拍卖市场，那该是何等的火爆。但王世襄不是这样的想法，只是淡淡地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此时，他拿出一本油印的《髹饰录解说》，很风趣地说：“这本书可以拍卖，现在可拍一千多元。”他把话题转到这本书的出版过程。《髹饰录》只不过是“关于漆工及漆器的记录”而已。此书的作者为明代黄成，经杨明注释，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古代漆器专著，但三四百年来只有一部抄本保存在日本。1927年朱启钤先生刊刻行世，称之为“丁卯年刻本”。1949年冬，朱启钤请王世襄对此书作注解，使之推陈出新，为社会服务。从此，王世襄即开始注释。他因“三反”时是“大老虎”，被解雇，自谋出路，断送了观察研究漆器的机会。他拖着患有肺病的身子，到收藏家、古董店、挂货铺、晓市、冷摊去找实物，并没有放下《髹饰录》的研究，到1958年完成《髹饰录解说》。由于“戴帽”，他只好化名王畅安，将手稿送到誊印社，自费刻蜡版油印。但当时要送所在单位审查，所内的中层干部认为他是“右派放毒”，准备批判，但所长李元庆认为《髹饰录解说》是一部有用的著作，同意誊印社为他油印。当时油印200部，分赠博物馆、图书馆、漆器厂及朋友。1961年间，郭沫若见到此书，推荐给科学出版社，因作者是“右派”而作罢。改革开放之后，此书又几经周折，于1983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大树歌》中有一段讲的就是他注释《髹饰录解说》的过程，诗曰：蠖公授漆经，命笺《髹饰录》。两集分乾坤，字句读往复。为系物与名，古器广求索。为明工与艺，求师示操作。始自捎当灰，迄于洒金箔。款彩陷丹青，犀皮灿斑驳。更运剞劂刀，分层剔朱绿。十载初稿成，公命幸未辱！
此时，他正在酝酿出一种新的版本，到 2004年才编成出版。新版《髹饰录》把日本蒹葭堂藏本及朱氏丁卯年刊本合编为一册，扉页仍旧用朱启钤的题签。扉页上由王世襄手书题记“谨合印蒹葭丁卯两本纪念蠖公朱桂辛先生”，没有署名。卷后有索予明写的后记，评述《髹饰录》之重要，盛赞黄、杨二位对传授漆工工艺之特殊贡献。日本蒹葭堂藏本是索予明通过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霖灿的帮助，从日本复印的。从《髹饰录》的出版来看，世襄先生对友情之珍重，动人肺腑。由此，我又想到前文提到的《自珍集》来。王世襄先生可谓著作等身，其中有许多书可谓是开山之作，但能展现收藏家的品格的，我以为首推《自珍集》。这部集子的全称是《俪松居长物志自珍集》。明人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著《长物志》十二卷，其类目分为：“卷一室庐，卷二花木，卷三水石，卷四禽鱼，卷五书画，卷六几榻，卷七器具杂品之属，卷八位置，卷九衣饰，卷十舟车，卷十一蔬果，卷十二香茗等。”这些内容大体如《四库全书》编者所评，确实“皆闲适游戏之事，纤细毕具”。这林林总总是个人生活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又不是生活实用之物，不在日常生活范畴之中，因此以“长物”为名，王世襄先生的“俪松居长物志”也有这方面的意思，展现出他的收藏境界。王世襄先生在《自序》中写道：“1948年自美归来，竟被视同敝帚长达三十年。至于‘三反’冤狱，故宫除名，五七扣帽，不仅敝帚之不如而直弃同敝屣。大凡遭受极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寻短见，可能铤而走险，罪名同为‘自绝于人民’，故万万不可。我与荃猷相濡以沫，共同决定坚守自珍。自珍者，更加严于律己，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惟仅此虽可独善其身，却无补于世，终将虚度此生。故更当平心静气，不亢不卑，对一己作客观之剖析，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序文最后写道：“自去年整理而复还之身外长物，编成此集，不禁又有感焉。其中有曾用以说明传统工艺之制作，有曾用以辨正文物之名称，有曾坐对琴案，随手抚弄以赏其妙音，有曾偶出把玩藉得片刻之清娱。盖皆多年来伴我二人律己自珍者。又因浩劫中目睹辇载而去，当时坦然处之，未尝有动于中。但顿悟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这岂不多年来坚守自珍，孜孜以求者。”王世襄先生的这段自白，可谓是以物遣兴，物我合一，人品与物品浑然一体。在拍卖之前，嘉德公司为这些藏品专门举办了一个展览，王世襄先生没有参加展览揭幕，但写了一个致谢稿，写得很朴实，读之令人有联翩的浮想，不妨录之：这里展出的器物均见拙作《自珍集》。该集有个副标题——
《俪松居长物志》。前三字是我和老伴袁荃猷的斋名，后三字是说不过是些身外长物而已。长物可能很珍贵，也可能是一把破笤帚，我的长物多接近后者。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收藏家。钱财对文物收藏十分重要。我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说明我根本不具备收藏家的条件。
尽管我过去只买些人舍我取的长物，几十年来已使夫妇天天过年三十，老伴衣服穿破了总舍不得买新的。吃饭也很简单，不下饭馆，却有时留朋友吃便饭。好在我会烹调，不多花钱也能吃好，比现在吃得有滋味。现在多花钱也吃不好，原料变了，我也不会做了。对不起，我说到题外去了。
展出的长物，有的或许有研究价值，有的或许有欣赏价值，但未必有经济价值。区区长物，实在不值得来看，而各位却光临了，说明看得起我；我真是感到万分荣幸，同时又感到十分惭愧，只好向各位拱手道谢了。
这短短数百字，王世襄先生的人生态度、收藏的价值观尽在其中了，不只是对于新一代收藏家，即使对于普通的人，也是值得细细品味的。
王世襄藏品的拍卖，没有一件流拍，出现成交价均高于底价十倍以上的现象，新的藏家与其说是对其藏品的倾慕，不如说是对王世襄先生人品的倾慕。也可以说，这样的拍卖现象，显现了王世襄先生的人格力量。我采访时，拍卖已经过去几天，嘉德拍卖公司总经理王雁南还在兴奋中，她说：“拍卖现场抢拍火热，拍得价位之高，我现在还有些惊魂未定。开始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有参拍者第一件拍不到就拍第二件，再拍不到又拍第三件……直到拍到一件才甘心。一只竹刻青蛙正常情况下也不过一万多元，但最后拍到十多万元，他们完全是冲王老的人格与学养来的。”谈到这次拍卖，张德勤也仍在兴奋中，他分析这次拍卖现象说：“王世襄先生坎坷一生，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这次拍卖，是他人生的大展示，展示了他的旷世绝学，展示了他的高雅逸趣，展示了他的人格魅力，展示了他天才的智慧。买者追求的不单纯是文物，而是情缘。如果把李白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话借用过来，可以说，千金万金何足惜，愿得世襄一玩物，何令人羡慕以至于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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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融鉴赏性、知识性与文化性为一体的收藏家传记。书中共收入20世纪活跃于大上海、历经半个多世纪的40位收藏大家的逸事。他们有的上承祖荫，有兴趣有资本，走上收藏之路，成为一代大家，如吴湖帆、张珩；有的因家族使命而走上收藏之路，如潘达于；有的创业后有一定资本，渐渐走上这条路，如谭敬；有的出身寒门，但因嗜痂成癖，甘愿倾其所有也要收藏，如孙伯渊……无论是何种原因，他们对所爱的收藏都倾尽一生的财富、精力与智慧，更在时代浪潮的变幻跌宕中，与钟爱的文物一起经历了坎坷的人生之路。这些人如作者所说，多已成为人间“过客”，但那些沾有他们气息的珍宝却得以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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